黄埔军校自创办以来已有百年历史淘配网配资，不仅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更在中共兵运史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初期便有开展兵运工作的计划，但实际落实不甚理想。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后，让中国共产党人的目光迅速从群众运动向军事动员倾斜，促进了中共兵运工作理论与实践的迅速发展。在理念层面，邓中夏提出通过兵士运动推翻军阀的构想；黄埔师生为士兵灌输其为“穷苦的无产者”地位的阶级斗争理论，为中共开展兵士运动坚实了理论根基。在实践层面，中国共产党出台《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等具体政策，部署全面开展兵士运动。特别是北伐战争时期，黄埔军校生利用各种渠道打入国民军、北洋军阀部队内部开展兵士运动，与北伐正面战场配合作战，加速了北伐战争胜利。
黄埔军校为中共开展兵运工作起到了“参照系”和“刺激”作用，不仅为改革旧军打造了可参照的“模板”，还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动“兵变”撒下了革命“火种”，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工农红军发展。
从黄埔军校看大革命时期中共兵运工作及其贡献
兵运工作在中国共产党（下文部分简称“中共”）早期武装斗争史中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所谓兵运工作是指“在军阀军队中暗中的宣传、联络、煽动，以至于组织”的秘密军事动员，其目的在于策动敌军士兵起义，以“借水养鱼”的方式建军，区别于传统的“招兵买马”式组建军队。同时，兵运工作主要针对的群体是军队中的底层士兵和低级军官，带有一定的群众运动性质，当然也会开展敌军高级军官的统战工作，采取“兵变”与“将变”相结合的运动方式。作为中共早期开展军事工作的主阵地，黄埔军校更是为大革命时期中共兵运工作作出了突出历史贡献。
目前学界关于黄埔军校对中共军事发展的影响研究，主要从黄埔“党军”和叶挺独立团中大批中共将帅的革命功绩，中共军队政治工作以及中共黄埔师生发展工农武装等方面展开，但还缺少从兵运视角来看待黄埔军校对中共开展军事斗争的成效。且学界对于中共兵运工作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于大革命失败前的中共兵运工作关注稍显薄弱。基于此，本文拟以黄埔军校为视角，通过对比黄埔军校成立前后的中共兵运工作情况，分析黄埔军校对于大革命时期中共兵运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助推，以及探讨中共在黄埔军校时期的兵运工作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贡献。
黄埔军校成立前的中共兵运工作
中共开展兵运工作的计划甚早。1920年11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的任务是要组织和集中阶级斗争的势力，“一定要向工人、农人、兵士、水手和学生宣传”。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又在第一条纲领中郑重宣告：“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
然而，作为旗帜鲜明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初期的具体实践中，工作重心则是领导工人运动，正如中共一大决议中所指：“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中共一大后，又因为中共党员少，“组织农民和军队的问题成了悬案”。中国共产党此时虽然还没有开始正式的军事工作，但处于军阀统治的现实背景下，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向在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士兵群体投入关注。例如，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在1921年8月至1922年5月间，参与了鄂西川军“援鄂”之役，一度代理鄂西军司令秘书，率部转战鄂、川两省。1922年，李大钊利用军阀间的矛盾，在吴佩孚部展开工作。李大钊还到南苑与冯玉祥会谈，为冯玉祥后来转向革命起了重要作用。到1922年6月，陈独秀在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关于“政治宣传”的部分，涉及到了“多印行对于农民工人兵士宣传的小册子”的计划。共产国际也曾多次提醒中国共产党，必须更加注意对中国军人士兵的宣传工作。1922年8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就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到，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正在进行反对某些督军的斗争，“现在是在军队中开展强有力的宣传鼓励工作的最合适时机”。
1923年4月11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告滇军兵士》，是中共党史上一份极为重要的关于兵士运动的文告。《中国共产党告滇军兵士》从兵士阶级角度分析军事工作，明确了兵士运动的未来目标：兵士们将来的前途是“联合工人及一切劳苦群众建立工兵农的真正共和国（如一九一七年以来的俄罗斯一样）”。同时，该文告揭示了中共兵士运动目前的任务，即中国要战胜外国的侵略而独立，战胜军阀的压迫而自由，要将兵士们团结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将旧军队改造为“革命军”。文告还明确开展兵士运动工作的方法与切入点。就是要视兵士为“自己人”，教育兵士们认清自己“穷苦的无产者”地位，启发兵士的思想觉悟，激励同情工人运动等劳动运动的情感；其中关于不吸鸦片烟、不包赌的要求，可谓针对滇军的实际问题，设身处地为滇军兵士着想。同年4月18日，陈独秀又撰文提出“做武装平民的裁兵运动”，包括“以平民的宣传力量使兵士倒戈而自散”，并且解决兵士的出路问题，“以兵工政策吸收一部分解散的兵”，组织大规模的工团、商团，“不但可以吸收一部分解散的兵，并且有了武装的平民才可以打倒武装的军阀”。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已经清晰意识到兵运工作的重要作用。
然而在中共三大召开前夕，青年团负责人施存统撰文说：“中国社会革命，兵士将担任很重大的责任”，“本团对于青年兵士的运动，当然要特别注意”；同时话锋一转又指出，当前军队中的活动，目下“不十分急需”。与此同时，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的工作报告中也检讨了过去“没有在士兵中做工作”的缺点，但大会通过的各决议案仍然没有开展兵士运动的具体安排。
中共三大后，中共兵运工作稍有行动。据报载，驻粤滇军首领杨希闵曾于当年6月初邀请陈独秀赴北江向“滇军兵士宣传”。但陈独秀可能因会务之故未成行。到8月初，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谭平山，带同宣传员杨殷、刘尔嵩、侯桂平等沿粤汉铁路宣传，于8月6日在韶城风度街召集绅商学界开会，滇军总司令行营，第一、二师赵师长、廖师长等均派代表到会。
中共三大后中共兵士运动取得成效的案例是金佛庄的敌后反战宣传。1922年，金佛庄在保定军校毕业后留在浙军任职，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三大召开之后又回到原部队工作。1923年8月5日，中共上海区执委召开会议，与会中央代表毛泽东提议，密令金佛庄“相机作反战宣传”，对瓦解原部队战斗力取得了一定成效。在中共三大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兵士运动的认识更加深化。1923年8月，刘仁静在撰文中指出，“兵士的援助，这是毫不发生疑义的。因为兵士多半出自农民，生活困苦和阶级压迫不亚于无产阶级所处的地位”。1923年12月，邓中夏撰文说：“革命运动中只有工人、农民、兵士三个群众是主力”，并号召青年“从事这三个革命主力的群众运动”。
但总体说来，黄埔军校成立前的中共兵运工作开展与理想状态还存在差距，工作实施往往停留于表面。据苏联顾问观察，广东党组织曾印发过一些具有鼓动性的小册子，包括《士兵和革命》等，但“根本到不了军队中”。而据1924年5月中执委扩大会议总结，关于工人、农民、兵士宣传的小册子，“因同志担任起草者均未送来，故至今未能印出。”
黄埔军校成立后的中共兵运理念发展淘配网配资
1924年1月，黄埔军校正式筹建，6月16日（即陈炯明部“炮轰总统府”两周年）举行开学典礼，以示打造国民党“党军”的决心。黄埔军校是中国革命的军事摇篮，也是国共两党精诚合作的宝贵产物。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通过黄埔军校培育自己的军事人才。正如毛泽东提道：“我们党虽然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但是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
但黄埔军校是国民党的军校，共产党想要借此建军，遭到国民党的极力排斥。对于国民党依靠苏联援助，通过黄埔军校造“党军”，共产党可谓“羡慕嫉妒”。然而抱怨不是办法，随着黄埔军校的成立，中共关于兵士运动的指示明显增多。除依赖黄埔军校自造“党军”外，还可通过兵士运动吸纳与改造旧式军队，使之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一条切实可行的建军之路。
随着全国工农运动的迅速发展以及以黄埔军校为主体的军事实践历练，中共党内同志对于兵运工作的理论认识不断深化。1924年初，邓中夏第一次明确提出“兵士运动”这一命题，将“兵士运动”和“军事活动”进行了概念上的辨析。他认为，兵士运动是在军阀军队中暗中宣传，联络，煽动，以至于组织；而军事活动则纯乎是在军阀军队之外的列一军队整个的或半个的招收，改编，以至于统御。所以兵士运动是从士卒及下级军官下手的，军事活动是从长官及上级军官下手的，前者绝对秘密的，后者大半公开的。
邓中夏以此提出了通过兵士运动推翻军阀的构想。他估算，中国现时军队已超过百余万人，而且是有组织有训练的习惯，“与其多用功夫自造党军（这自然是革命时所必要），毋宁多用功夫向敌方做兵士运动”。邓中夏还明确提出，“打倒军阀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兵士运动”。
但当时，有黄埔军校同志对在旧式军队开展兵士运动持保留态度，认为并非易事。对此，黄埔毕业生刘佩隆在1925年初撰文说，“今后做革命运动，只有三个紧要的原素：兵士、农工和青年学生，尤以青年学生到军队中最为重要，希望热心革命的青年速加入‘丘八’队里！”黄埔教官恽代英则说，一切做兵士运动的青年，“应谨防受恶环境的同化，堕落于兵匪之中”；同时要避免“被人家捉去斩了头颅”。而“青年去作农工运动”，也能达到兵士运动的效果。因为“农民倘能为他们的利益而渴望革命，他自能运动兵士（兵士便只是他们的父兄子弟）”。
为推动兵士运动开展，黄埔师生还为士兵灌输其为“穷苦的无产者”地位的阶级斗争理论，为中共开展兵士运动坚实了理论根基。周逸群在1925年五一节集会上说：世人每因厌恶军阀之故，竟至痛恨可怜的兵士。这是极大的错误。“兵士多数为农工阶级”。此前，梁启超曾说：中国有有枪阶级与无枪阶级，有枪阶级是压迫者，无枪阶级是被压迫者。周恩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批驳：兵士群众是不是个阶级呢？如果兵士群众不能成为一个阶级，那么兵士在阶级中有种什么作用？兵士的生活是否压迫别人的生活于自己有利？结论是：兵士的生活比农工的生活更坏。军队是由被压迫的兵士集成出来的，“兵士都是被压迫阶级的农工”。
针对军队组织严密，防范森严，不太容易被渗透的问题，施存统说，开展兵士运动不能满足于“站在门外投本宣传小册子，说几句空话”，否则，“纵使一时能够激起革命，也是非常危险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思想觉悟高，革命意愿强，进入部队当低级军官，正能解决兵运工作者与敌方兵士之间联系不深这个大问题。正如黄埔一期生郭增昌认为，做军事运动，不到队伍里很难做成。军队的组织很严密，如果不加入军队，一则不易和他们接洽，二则不能将我们的意思，让许多人知道。我们做军事运动，应当从下级官及兵士着手。经验表明，无论何种意义的兵变，兵士与下级官分离开的很少。“下级官的指挥兵士没有不听的”。由此可见，中共党人在黄埔军校学习与工作期间对于兵运工作的理念更为成熟，为后续中共出台相应政策与开展兵运工作提供了思想指导。
黄埔军校成立后的中共兵运实践探索
争取改造旧军阀部队，使之倾向北伐战争而反对军阀，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从事兵运工作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北伐战争时期，黄埔军校生利用各种渠道，打入国民军、北洋军阀部队内部，开展兵士运动，与北伐正面战场配合作战，加速了北伐战争胜利。
（一）中共兵运政策切实具体
1924年5月，中共第三届中执委扩大会议通过中共党史上第一个关于兵运工作的决议案——《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部署全面开展兵士运动。《决议》提到，中国北部及中部的兵士里的宣传，最先便要注意军官学校，至少要组织CP小组织。除此之外，必须印发关于兵士利益的出版物，最好是这种出版物上有我们队里的同志，记载军界生活的新闻消息。这种出版物，不必一定是定期的，再则应当时时向兵士发传单，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宣传国民革命，尤其要趁国内各种政治运动式的纪念日。广东政府的领域里，应当要做国民党军队里的有规划的宣传，使在“军人”手里的兵士变成真正拥护民族解放运动的战士。
1924年“北京政变”后，中共中央在区分军官和兵士的基础上，提出维护兵士权益的主张，涉及现役和退役后待遇问题。“军阀之祸，罪在最少数高级军官”，失业入伍的兵士们所受压迫与困苦，与其他一切平民等；“今后旅团司令部，应采用委员制，军饷公开”；应改良现役兵士之生活及教育；兵士退伍，须给予土地及农具或他种确实可靠的生活。1925年上半年，国民革命军东征陈炯明，回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后，广东区委发表文告，提出改良兵士生活，给予职业及政治教育；保障退伍兵士生活，优待阵亡军人家族和规定残废军人年金等主张。中共中央针对五卅惨案后军阀镇压工农的形势，呼吁兵士们不要向工人和学生开枪，“他们为全国的解放而奋斗，亦就是为你们的利益而奋斗”；并建议，“你们赶快组织兵士的革命机关，反对那些使你们变成帝国主义工具的军阀。”
北伐战争后，中共中央全力推进兵运政策开展。1926年7月12日，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兵士不但得不着正饷，连给养衣服都不足，还要为官长去杀人抢劫，抢得太不好看了，枪毙抵罪的仍是兵士；巡警的困苦和兵士差不多，还要加上军队的压迫。根据当时士兵情形，中共中央提出共同政纲“最低限度者”明确，没收军阀财产分给老弱不能继续服务的兵士及失业游民；改善军士生活及提高兵士教育。中央还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兵运工作办法：此后应设法在反动军阀的军队中，组织能受我们指挥的兵士支部，并与士兵群众发生关系，利用军队中日常事故，口头的或文字的宣传兵士群众。
（二）中共兵运措施卓有成效淘配网配资
黄埔军校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除通过政工制度、政治教育等方式参与、协助国民党组建国民革命军外，还以隐蔽方式“运动”旧军队，在冯玉祥的国民军、北洋军阀部队中开展兵士运动。
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所在地广州的兵运工作成效显著。1924年9月，广东党组织在驻粤滇军中发展了滇军总司令部参谋赵醒吾入党。同时，粤军军官叶挺也受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培养，经上海赴苏联留学，带了中共中央机关给中共莫斯科支部的介绍信，后在苏联先后入团、入党。黄埔军校还在国民革命军改组过程开展兵运工作。当时在广东的旧军队，除粤军外，还有滇军、湘军、豫军、桂军、赣军等。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后，除以黄埔“党军”为基础成立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外，在粤的各省军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至第六军；两广统一后，广西部队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北伐前夕唐生智部湘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在这个建军过程中，先后有1000多名从各军校抽调的学员和部分经军队选送的军官，被分别安排在黄埔军校接受政治培训，为后续北伐战争提供了重要兵源支持。
中国共产党还非常重视对敌方军队士兵开展政治宣传，以更好推进兵运工作。1925年2月，中共在黄埔军校创办“青年军人联合会”，同时还创办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中国军人》等报刊，大力宣传兵运工作。据徐向前回忆：“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影响扩展到滇、桂、湘军所设的军官学校，它所传播的共产主义思想，为广大青年军人所接受。1925年6月，黄埔“党军”东征军回师平叛后，周恩来号召“不仅要努力工人运动，而且要努力跑入军队里去做军士运动”。组建起一支特别宣传队，成员主要是滇、桂叛军中的伤员，共30多人，共产党员李之龙任队长，专做对滇、桂军的宣传工作。中共党员朱克靖任第三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中国共产党也大力开展对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兵运工作。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前后，李大钊负责的北方区委把冯玉祥所在部作为兵运工作的重点。他本人曾多次赴冯玉祥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士兵和下层军官中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
1925年夏，李大钊还派宣侠父、刘天章、徐向前、魏野畴等中共党员以国民党的名义到国民军三个军开展工作。北伐前夕，在华苏联军事顾问说，我们在广州很少知道冯玉祥那里在做些什么。有时候派那么十来名黄埔军校毕业生到张家口去，通过他们得到一点消息。另一名苏联军事顾问则指出，在冯玉祥的部队里有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可以利用他们进行宣传。
北伐战争后，北方区委派共产党员在国民军中秘密建立党组织，开展兵运工作。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问题》中强调：“必须加紧在国民军中的工作，帮国民军成为民众抵抗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之有力的武装，并须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五原誓师后，冯玉祥宣布成立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全军集体加入国民党，参加北伐战争。在此之后，中共中央应冯玉祥之请求，又从北京、上海、黄埔军校选派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国民军中工作。到1926年10月，国民军3个军的共产党员约有一两百人，不乏黄埔军校毕业生。例如，第一军有宣侠父、陶新畲、黄日葵等；第二军有徐向前、孔兆林、杨家乃、王泰吉等，在北伐战争期间充分开展国民军的兵运工作，为争取国民军北伐立下汗马功劳。
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积极地在国民军或是军阀部队中开展兵运工作，而一部分黄埔军校生在北伐战争时充当内应，极大地支持了东征、北伐的进行，也为后续的土地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撒下“火种”。
为土地革命战争撒下“火种”
大革命失败促使中国共产党意识到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工农革命武装在初创阶段面临士兵军事素养不足、武器匮乏等诸多困境。而中国共产党曾在黄埔军校这块阵地，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将领。为迅速扩充兵员、提升战斗力，中共积极利用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积累的政治基础，通过兵运工作配合工农运动，开展敌军兵变，创建工农红军，大大提升了中共武装斗争的力量。
1927年5月，陈独秀在中共五大直言：“尽管大部分武器掌握在军阀手里，可是我们能够夺取过来。我们能够使军队具有革命意志，并把军队争取到革命方面来。我们能够直接夺取军阀的武器，并用它来反对军阀。”“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发出一系列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兵运工作的决议和指示。
基于对国民党军队士兵的困难境遇，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对敌军士兵的争取工作，采取隐蔽方式深入敌军内部，发动饱受压迫的白军士兵开展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并在条件成熟时组织领导起义。为指导兵运工作的开展，中共中央规定了一系列的方针和策略。1928年2月，在《中央关于兵士运动计划》中指出：士兵运动的目的“是用敌人自己的武装来破坏他自己的军队，瓦解他自己的军队，同时要使兵士群众投到工农队伍中去，帮助工农群众的暴动”，要求军运工作的策略，应转到开展工农队伍方面来。
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军事工作决议案》明确提出：“破坏军阀的军队和在政治上夺取军阀的军队，使几百万的兵士群众都参加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阶级战线，这乃是中国共产党目前最严重的任务。”(3)7月10日，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五十八号——兵运策略》,提醒各级党、团组织高度重视这项工作，成立士兵运动委员会，“讨论这一工作具体进行的计画（划）。”
在党的正确政策的指导下，经过共产党员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从1928年以后，国民党军队不断出现哗变、起义事件。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兵运工作的成功案例越来越多，与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时期培养的一大批兵运工作骨干紧密相关。在南昌起义中，贺龙领导的20军占整个部队的二分之一，黄埔军人周逸群居功甚伟。北伐战争后，周逸群受周恩来委派，带领53名青年学生组成宣传队到贺龙部开展兵运工作。周逸群担任贺龙部队师、军政治部主任后，积极建立政治机关，配备政工人员，建立士兵委员会，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建立党支部等方面，做了大量兵运工作，成功将这支旧军队改造成为一支革命军队，为“八一”南昌起义的胜利准备了重要力量，后续建立的湘鄂西苏区，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苏区之一。
此后，还有著名的平江起义、百色起义、渭华起义等，都有黄埔军校官兵参与，堪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兵运工作的杰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发展武装力量打下坚实基础。
平江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平江领导的一次重要武装起义，是继三大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又一次重大实践，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27年冬，受党组织派遣，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邓萍到国民党湖南陆军独立第五师彭德怀任团长的第一团做兵运工作，并负责该团党的组织工作。在国民党独立第五师第一团，邓萍组织“秘密士委会”，向广大士兵进行革命教育，大力开展兵运活动。同时，黄埔军校第三期生黄公略、黄埔军校第四期生段德昌通过依靠“士兵委员会”，在彭德怀部开展兵运工作。段德昌更是成为了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引导彭德怀走上了革命道路，最终领导平江起义胜利。而之所以成功，确是“我党在旧军阀部队的兵运工作所致。”
刘志丹早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作为陕甘红军的重要创始人，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28年5月，刘志丹带领西北军中由共产党人许权中掌握的一个旅，配合当地农民运动，在陕西渭南、华县地区发动渭华起义，建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在起义期间，刘志丹十分注重兵运工作，在主持中共陕北特委工作时多次强调：“枪杆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现成的办法是把各种民间的武装和敌人的武装变成革命的武装。”特别是在红石峡会议中，刘志丹担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在会上，刘志丹提出了“三色”建军方针:“可以通过三种形式搞武装斗争，即:可以有白色的（派人做争取国民党军队及民团的工作）；可以有灰色的（派人做土匪武装的工作）；可以有红色的（建立革命武装）；以搞白色的形式为主。”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早期的兵运工作不仅从内部瓦解削弱了敌军，更重要的是通过兵运工作锻炼了一批中共党员，为中国革命保留了火种，也为1935年中央红军抵达陕北提供了稳定的发展条件。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是邓小平、张云逸等共产党人开展兵运工作与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而其中黄埔军校师生多有贡献。1929年底至1930年初，在广西的百色与龙州，中共组织发起并领导了两大起义——百色起义与龙州起义，并成功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八军。1929年6月，中共中央委派邓小平到广西全面领导广西党组织工作和兵运工作，还选派了张云逸等40多名军事骨干到广西来做兵运工作。其中不乏黄埔军校的师生，例如：雷经天是五四时期南宁学生运动领袖，后任广州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在领导百色起义期间，任红七军前委委员、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1924年考入黄埔一期的李谦，是百色起义时英勇善战的骁将，任中共红七军前委委员，红七军第一纵队司令、二十师师长。冯达飞，1924年考入黄埔一期，百色起义后，大力开展宣传工作，发动武装起义，先后担任红七军营长、纵队长等职。袁也烈，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龙州起义，任红八军军委委员、第一纵队参谋长兼第一营营长，后任纵队党委书记。宛旦平是龙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1926年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建立后，与朱毛红军成功会师，为粉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那些没有加入共产党的黄埔师生则是后来中共开展兵运工作的重要对象。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就在中共六大上军事工作报告中说，“下级军官亦有从小资产阶级出身，富于革命情绪，比如在黄埔军校毕业学生，有的欠薪几个月，生活很痛苦，容易走到革命方面来。”
结语
军阀混战是近代中国动乱不断、积贫积弱的重要根源，而“兵士”群体多被视为军阀混战的私人工具，成为支撑军阀维护统治、争夺地盘的核心力量。然而，近代中国“兵士”群体生活艰苦且社会声誉低下，常被社会视为“兵痞”、“丘八”，“中国士兵群众社会地位的复杂，军队组织的腐败，生活的低劣，这是各国所没有。”
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拯救劳苦大众为己任，自诞生起就对兵士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中国共产党更是将“兵士”群体看作社会变革的突破口，大力开展兵运工作，尝试将兵士群体从“军阀雇佣军”改造为“有革命信仰的军人”。1924年6月，黄埔军校正式创建，更为中共开展兵运工作起到了“参照系”和“刺激”作用，不仅培养了大量开展兵运工作的黄埔师生，还为改革旧军打造了可参照的“模板”，且影响深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动“兵变”撒下了革命“火种”，巩固了革命根据地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工农红军发展。
【作者】朱华强，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硕士研究生
【频道编辑】李卓华 李梦醒
【文字校对】华成民
【值班主编】杨洋 蒋玉
【文章来源】《岭南文史》202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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